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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亞洲(1952~):甲申再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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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我們輸掉的不僅是戰爭,更是精神。漢奸在哪里?漢奸在我們心里。中國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甲申年,一次是抗日戰爭中。


          劉亞洲(1952~),著名作家,國防大學政委,前國家主席女婿,上將軍銜。2004年《甲申再祭》,發前人之所未發,奇文共賞之。


          劉亞洲:甲申再祭(全文)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農歷甲申年,中國天地大變。一個舊王朝死了。一個新王朝剛從母胎里生出來也死了。一個更新的王朝躍上了歷史舞臺。這個王朝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他們自己。我們今天的一切都與這個王朝有關。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時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章,把它奉為黨內整風文件。今天讀《祭》文,有褒亦有損。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損,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揚的還是封建之魂文筆順,動機也純,唯立意矮了三寸。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前人,連毛澤東也不能免俗呢。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一只腳踏進吉普車,興沖沖地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說:“還有殿試吶!”毛澤東雖然是開玩笑,可還是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暗影。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僅僅不做李自成就行嗎?我們不僅不能做李自成,我們誰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產黨是人類之旗,在漫長的封建長河里根本沒有參照物。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做李自成,但我們的脈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趕考”能打滿分?進城后,運動蜂起,爭斗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時代才結束。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重溫甲申,心中猶有萬馬奔騰。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想說:一切當代史都很難跳出歷史(一切當代史都會對應歷史)。為了明天而逼近歷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領袖


          甲申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歷史就是領袖的歷史。也就是說,純粹是英雄的歷史。當我們說人民創造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說人民的代表——英雄——創造歷史。在西方,在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其歷史也一樣是領袖的歷史,但自那以后就漸漸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中國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堅挺。一個人的歷史就是全部歷史。全部歷史就是一個人的歷史。我們民族總是格外需要領袖。


          1644年,中國有四個皇帝: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哪一個是合格的領袖?歷史這個女人只對合格的領袖敞開懷抱。不合格者是為優勝者掃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發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場歷史的交媾的話,那么不妨可以這樣比喻:崇禎把房間打掃干凈,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后多爾袞興沖沖地云雨巫山


          崇禎皇帝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統治者。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一個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統中有著最無恥的基因。崇禎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實實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歷史的必然。亡得應該,亡得毫無懸念。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禎皇帝是以毀滅人才亡者。通覽晚明史,我只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崇禎皇帝仿佛與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們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戰略。明雖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國雖飽經了磨難,仍人才濟濟。關鍵是怎么發現和使用他們同樣是一批人,在崇禎皇帝手里是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諛奉承之臣;在多爾袞手里卻成了開國之臣。這個事實,三百年以降,仍極具警醒力。


          數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穩。崇禎為什么不學劉邦、李世民,管他視人才為奴才也好,或視奴才為人才也好,總是源源不斷地開發,使江山長治?這便是崇禎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他把自己當天才,把臣屬當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個庸才。二流的領導不敢用一流的部屬。崇禎充其量是個三流貨色,敢用誰?人才不用,國家必亡。


          崇禎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載:“帝刻忌。”何謂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擁有世界最大的帝國,心卻比針尖還小。有兩點可以說明:一、他不敢負責。李自成兵臨城下,有人建議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援京師。此舉意味著放棄遼東。崇禎皇帝明明想這么做,而自己偏不說,要讓臣屬們說。臣子們早看透了這一點,偏不說。最富于戲劇性的一幕是,崇禎召一個大學士商議此事,大順軍的炮聲已在西直門外隆隆響起。崇禎說:“今事已急,此議如何,你說一句話就可以定奪啦!”那個大學士跪在地上,不發一言。崇禎追問再三,大學士始終像個啞巴。崇禎皇帝一跺腳,回后宮去了。須臾,城破。二,崇禎具有深刻的農民性格。這一點無疑是朱元璋血脈。“東事”和“剿匪”都需要錢,前方再三告急,崇禎甚至打算借民間一年的房租,結果全國怨聲鼎沸,罵崇禎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沒有錢嗎?李自成破紫禁城,打開皇宮藏錢的地方,不禁驚呆了。庫中“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有許多金銀都發霉了。如此巨大的積蓄,何愁發不出軍餉?李自成吃了個飽。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禎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煥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慘烈。史載,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說:“予我錢糧兵馬,我一人足以守遼。”多豪邁!崇禎無語。他為什么無語?他陰暗的心里那一刻飄過什么呢?我覺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絲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禎后來能被皇太極那么拙劣的反間計瞞過,磔袁督師于市根據崇禎的性格,我敢說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國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說嫉妒是“兇眼”。崇禎皇帝就擁有這樣一雙兇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這個東西。《圣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中國文化則放大了這個東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扼殺天才的文化。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扼殺天才的歷史。思想壓抑、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國,思想或行為出眾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備權勢背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離天才一定要遠,因為天才是要傷人的。天才總是得不到同時代人的原諒。人們從不贊美活著的天才,而只贊美死了的天才。離統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張獻忠的嫉妒心也很強,包括嫉妒知識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點比崇禎皇帝強:招數使在明處,不像崇禎那樣偷偷摸摸的。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后,開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狀元。其人才華橫溢,張獻忠整天讓他不離左右,時刻垂詢,可沒多久卻又殺了此人。有人問其故,張獻忠捋著大胡子說:“我太愛這小子了!嫉妒在中國人身上,決不止于心理的沖動,而是經常表現為嫉妒的行為,表現為實際地迫害他人,乃至殺害他人。


          扼殺人才,扼殺天才,必然鼓勵狗才。天才孤傲地守著自己的信念,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地獄。袁崇煥被凌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干凈。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天才者的地獄。狗才歡快地守著主子,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動機,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爾語)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三、造謠中傷。被造謠者只有掌握了權力,造謠者才會把嫉妒變為恐懼,把仇恨變成崇拜。中國人自古以來只崇拜權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個合格的領袖嗎?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劇不在于他輸了,而在于他差一點贏了。他當然是英雄。人們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為英雄是因為歷史的無情――先對他有情,繼而對他無情,因此他特別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犧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還那么強烈地撞擊著一個曠代偉人的心。李自成的銅像今天就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那是他進京的方向。他已經被人們寫濫了。但人們尚未發現的是,他輸在同他的對手崇禎皇帝一樣的弱點上:農民性格兼小家子氣。歷史再無情,也是由他本人書寫的。在中國,農民性格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包括毀掉了發誓不做李自成的人。農民問題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面對的問題。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并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小自耕農以家庭生產為主,沒有剩余資本,縱有剩余勞力,也無法輸出,這就是中國沒有工業的主因。窮人喜歡罵富人;富人又喜歡罵更富的人。農民就在這種低層次上可勁兒地徘徊李自成進北京后,完全是一副莊稼漢作派。國家已是他的了,可他還要斂財。一如崇禎,國家已不是他的了,還要斂財。李自成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不算,天天還要對達官貴戚們嚴刑考掠,搜刮金銀。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四十二天時間,幾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吳三桂起兵后,李自成親征山海。大順軍精銳悉出。可這些遠征軍戰士居然帶著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來的珍寶。還帶著女人。闖王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呀。他根本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陜,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項羽前進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巖,與崇禎殺袁崇煥異曲同工。宋獻策送給他的圖讖“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鎮壓黃巢有功,被唐王朝賜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著人編寫了擁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圖讖。]炮制的東西,卻像夢魘一樣死死地纏繞著他的心。李巖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舉起了屠刀。李巖不過是常對他提點不同意見,便不能容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于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后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見,是在舉國皆奴中成為自由人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提不同意見,就是對狗才宣戰,但往往失敗。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嘆為觀止。”殺李巖,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幸虧李自成失敗了。如不失敗,大順王朝不會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總得有人失敗,否則,在專制道路上會人滿為患。


          農民的革命性甚不堅決。李自成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逼反吳三桂后,李自成決意親征。宋獻策和李巖都勸他不可貿然出征,說:“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來于三桂不利。”他執意要去。但他嘴上說打仗,心里還抱有幻想。首鼠兩端。既不堅定,又有欲望。離開北京時他帶了兩個人,一個是吳三桂的父親,一個是原山海關監軍,吳三桂的朋友。此舉說明,他還想招安吳三桂。李自成優柔,吳三桂果斷,多爾袞更果斷。碰撞的結果自然可知了。打則打,和則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過高的欲望必須克制。短期內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樣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的成功也許不是成功。


          張獻忠似乎不值得多說了。他不是人,近禽獸。他已然變態了。他的變態因絕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軍又席卷中原。天下無論如何是論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棄。張獻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歲月也沖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職,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軍驅趕人們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么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尸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說明他變態最好的例證是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戰爭中,中國唯一合格的領導者是多爾袞。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叫“振興中華”,多爾袞就是振興中華的功臣多爾袞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不是漢族人的驕傲滿清入主中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拯救了中華民族不過不能說它拯救了中華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復存在。埃及人和希臘人都不是過去曾經創造了文明的那個原住族。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恰恰是少數民族一次一次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少數民族主要來自北方。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中國的希望也始終在北方。我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當皇帝的籍貫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隴海鐵路沿線,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漢族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可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全國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沒有河南能有中國嗎?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漢民族已經爛透了。明朝哪里出現過什么“資本主義萌芽”?封建之樹常青。中國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變臭,變爛。一切都逼近絕境。就在這個關頭,英姿勃勃的多爾袞登場了。滿族人具有極大的進取心。他們在關外的日子過得挺滋潤: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軍隊剽悍但他們沒有滿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們的步伐仍沒有停下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注視著遠方。和成吉思汗一樣,八旗鐵騎幾乎把冷兵器時代的征伐演繹到了完美的極致。多爾袞及其后代對中國歷史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國家的完全統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享受著睿親王留給我們的這一筆豐厚的遺產。清朝接手明朝時,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沒有多爾袞,今天我們出山海關就出國了。出嘉裕關也一樣。中國領土在滿清人手里翻了三倍還多清朝留給民國的領土是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最醒目的標志是,它的心胸非常開闊,什么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筑家參觀故宮。面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你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么那樣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滿清開國,面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面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滿清從不拒絕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東西,這正是他們強盛的原因。在所有的優秀東西中,他們最不拒絕的是人才。這有點像今天那個最強大的、稱霸全球的國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納全球人才,特別是中國的人才。現在,一流的人才在國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機關,搞腐敗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目前在許多西方強國都可以組成北大、清華的尖子班。中國缺乏人才嗎?否。中國缺乏容納人才成長的土壤。明朝也一樣。崇禎自毀長城。清朝皇帝像重視生命一樣重視人才,包括重視敵人陣營中的人才錦州總兵祖大壽曾殺死無數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極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難怪無數人才死心塌地為之賣命。此種寬容大量,不要說朱明王朝差遠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嘆弗如呢。多爾袞又在皇太極之上。吳三桂來降,多爾袞立即給了他與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


          今天讀史至此,我輩仍覺慚愧。我曾去過滿清的發祥地赫圖阿拉城(在遼寧省新賓縣),城廓狹小。可此地怎么能養育出心比天高的愛新覺羅們呢?入關前,他們活得再有滋味,也不過是解決了溫飽。史載,山海關大戰前,清軍駐歡喜嶺,戰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將投入一場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大決戰,當是飽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當,卻不過是菜肉包子,可見平時他們吃些什么。但就是這些視菜肉包子為佳肴的人,竟有氣吞宇宙的氣概。


          趙無眠認為滿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說雖有爭議,但不爭的是,清朝十三個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與明朝十三帝比。愛新覺羅氏品種優良。朱氏殘次。愛新覺羅氏中佼佼者首推多爾袞努爾哈赤有軍事天賦,皇太極有政治天賦,多爾袞兼而有之。今天回顧甲申年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多爾袞身邊簇擁著一個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精英群。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當今世界強國的政府也有這樣一個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的寶塔尖的多爾袞則是靠感覺把精英們攏到寶塔尖的。兩個相隔數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①有一條連續、完整、清晰的戰略思路。漢朝對匈奴的勝利固然有劉徹的決心,霍去病的豪情,張騫的頑強,李廣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卻是戰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續性。戰略的較量有點像武林中高手過招,在凝神運氣之際勝負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個國家迅速抓住這一契機,一舉突入中亞,控制了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染指的地方,這絕不是臨時即興發揮,而是有著非常長期的戰略研究和準備。②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錯誤。而缺乏精英群的國家則很容易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還不知道改正錯誤。兩個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們的結局:那個國家的人才始終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多爾袞在內,對待人才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時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臟。


          多爾袞的聰明使他擁有了巨大的人才庫,而人才庫又使他變得更聰明。多爾袞的每一個舉動都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親王”,當之無愧。甲申年,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簽收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僅用人一項,就不知超出崇禎千萬倍。吃掉中國后,他腳下不僅匍匐著漢人,還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對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嗎?我在承德給你建廟,全部仿造拉薩的氣象,請喇嘛來當大爺。對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嗎?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給蒙古的王子,她們生的兒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長大了,會造舅舅的反?


          對漢人,那就不客氣嘍。漢人遠沒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運。多爾袞對漢人用了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漢族的儒教神圣化。多爾袞進關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劇目。接著興科舉。他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鎮壓:殺人,剃發,換衣冠。這又是對儒教的強奸。儒教的先師講過,頭發肢體受之父母,不可動。我偏動。滿人剃發,前額不留發,為的是在縱馬奔馳和射箭時避免散發遮住視線而顱后一條粗大的發辮,露宿時可做枕頭。漢人剃發,則純粹是亡國,不,純粹是亡種的象征。最徹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一個男人來說,剃發近乎于閹割。在某種意義上遠甚于身體的死亡。多爾袞的剃發令實則是一種精神凌遲。三百六十年了,我們漢人的傷口還在滴血。在中國境內,只有一個民族必須剃發,那就是漢族;只有一個民族必須改換衣冠,那還是漢族。多爾袞敵視漢族人的心態與他崇拜漢文化的心態同樣強烈,卻又出色地統一在一起。今天,漢族成了全球唯一沒有民族服裝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亞太經濟組織會議上,全部領導人都按東道主的服飾穿著,被稱作“唐裝”。那是什么“唐裝”?那分明是滿洲的馬褂嘛。旗袍和馬褂是多爾袞留下的紀念碑。


          二、機會與機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一個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長,要緊處也就那么一兩步


          我個人理解,機會和機遇聽起來相同,其實有區別。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來把握的,后者則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歷史來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滿清王朝同時面臨著機會和歷史機遇的挑戰。它極好地把握了前者。


          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機會誰就掌握了勝利。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偉人所以稱其為偉人,就是抓住了機會。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臺階,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輩子的苦功來走。英雄人物對機會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擊,卻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隴畝,不讀書,憑著直覺鬧革命。他對機會的把握向來問天。崇禎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與幾個窮哥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進北京。在承天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問天。對準承天門的匾額張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穩天下。”結果不中。一頭一尾,兩次用箭,說明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樸素的初級階段。


          李自成占領西安后,成立了大順政權,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的對手是誰呢?就是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人。只有滿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業發生重大逆轉。一如今天,在未來的幾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那個當今塊頭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逆轉,其他國家都辦不到。甲申年的李闖王需要什么?時間。今天的中國需要什么?時間。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給崇禎,其實也是把從山海關到大同、宣化一帶的長城防線留給多爾袞。尤其是山海關,從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湯。更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實為天險。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墻進來的,飽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沒有山海就沒有中原。李自成應當在西安把屁股坐穩。取了關中他處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劉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國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陜西人,在桑梓無疑魅力無窮。經營好根據地,再爭雄。那時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彌漫著一股浮躁的空氣。輕易到來的勝利使李自成丟掉了耐心。耐心是偉大的東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種偉大的平凡。誰有耐心誰就會成功。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們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墻下咽下口水。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皇太極這一番充滿哲理的話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載入史冊。皇太極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個中國。歷史也正是按皇太極的預測亦步亦趨。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極一半耐心,大順軍就可能統一黃河和長江流域。彼時滿清若再問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對機會的把握停留在初級階段,滿清王朝對歷史機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級階段。當我用中國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為中華民族的幸運而歡呼。當我用世界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又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次戰役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在崇禎皇帝自縊五年后,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臺。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后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中國卻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講是沒有歷史的,因為它只不過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能從中產生,所以說它的歷史是一個平面圓圈的循環[s1] 。西方則跳出了這個圓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軌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志性年份。中國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寫那篇著名的文章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制度和技術上,均已領先中國三百年。


          我一直有個看法:鴉片戰爭發生的不是時候。馬克思說鴉片戰爭有雙重性,有消極意義也有積極意義。如此理成立,那么鴉片戰爭錯過了兩個最好時機:一是在明朝爛透了的時候。果子爛完了,丟棄算了。那時資本主義進來,中國肯定發生滄桑巨變。第二個時期是滿清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那時候它的體內還涌動著原始的激情和沖動,中華文化已經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現一個比中華文化更優秀的文化,它會毫不猶豫地棄劣從優。日本人的門戶也是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但日本以一種現實明智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炮艦后面的文明,舉國上下出現了全盤西化的熱潮。十八世紀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會比甲申年的滿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鴉片戰爭偏偏發生在滿族已經被漢文化徹底同化之后滿族最后全盤吸取了中華文化,繼承了中華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華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結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滿清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從他們在甲申年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歷史機遇有著多強烈的敏感呵。山海關之戰就是明證。李自成打下北京,滿洲方面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當時清軍已出動,準備像以前四次那樣,從喜峰口或墻子嶺等地破長城,進京畿地區游擊。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軍來到沈陽西南一個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進。原來,是吳三桂派來請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時,多爾袞才知道北京陷落的準確消息。吳三桂請求多爾袞繼續按原來的路線進軍,從喜峰口、墻子嶺一帶進入長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與關寧兵一齊聚爾殲之。形勢變于呼吸間。昨天的敵人變成了朋友。更強的敵人出現了。留給多爾袞的時間只有一日。這是這個年輕人短暫的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他果斷決定,大軍直發山海。他才不會理會吳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墻子嶺的要求呢。他知道時機天降,來不得丁點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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